九一八事变后，南京国民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寄希望于国际联盟调解而非组织有效军事抵抗。该政策直接导致东北三省迅速被日军占领。民族危难之际，中国共产党支撑起救亡图存的希望，首先发出抗日号召，从精神上引领全国民众奋起抗战，并派出党团干部到东北义勇军中帮助抗战。在并肩作战中，党看到了东北义勇军成分复杂、缺乏领导、战绩不佳、牺牲较大等问题，开始注重对东北义勇军的领导，并及时汲取失利教训，先后建立起东北抗日游击队、东北人民革命军、东北抗日联军等抗日组织和武装。中国共产党领导东北抗战，为取得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终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
东北义勇军的形成与中国共产党的精神引领密不可分。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共满洲省委于9月19日在沈阳召开会议，分析形势、研究对策，发表了《中共满洲省委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揭露日军践踏东北的罪行，反对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向全国人民发出号召：“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才能将帝国主义驱逐出中国！”（《东北抗日联军史料》上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34页）9月20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明确指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驱逐帝国主义在华的一切海陆空军滚出中国！”（《东北抗日联军文献》，白山出版社2011年版，第6页）9月21日，中共满洲省委发表《关于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据满洲与目前党的紧急任务的决议》，号召东北各界人民群众起来“罢工、罢课、罢市，反对帝国主义占据满洲。驱逐日本与一切帝国主义的海陆军”（《东北抗日联军文献》，第14页）。9月22日，中共中央发表《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明确指出今后的中心任务是加紧的组织领导发展群众的反帝国主义运动，大胆地警醒群众的民族自觉，而引导他们到坚决的无情的革命斗争上来，特别要求满洲省委“更应该加紧的组织群众的反帝运动，发动群众争斗（北宁路、中东路、哈尔滨等），来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加紧在北满军队中的工作，组织他的兵变与游击战争，直接给日本帝国主义以严重的打击”（《东北抗日联军文献》，第20页）。9月23日，中共满洲省委作出《中共满洲省委对士兵工作的紧急决议》，要求“各地党部必须加紧对兵委的领导与工作的督促，动员全党加紧这一工作”（《东北抗日联军文献》，第22页）。10月20日，周恩来同志以伍豪署名，在《红旗周报》第20期发表《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满洲与我党的当前任务》指出：“现在救国义勇军的组织已成为工农劳苦群众普遍的要求，我们要领导工农及一切被压迫民众自己组织武装的救国义勇军。”（《东北抗日联军文献》，第32页）中国共产党的一系列抗日主张与号召，使中华民族空前觉醒，全国各地广大人民群众，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下，纷纷以各种方式奋起反抗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为东北义勇军等抗日组织和武装奋起抗日奠定了思想基础。
二
中国共产党领导东北抗战是以支持、联合东北义勇军为起点的。党中央发出抗日号召后，东北地方党组织按照党中央和满洲省委指示，立即行动起来派出党团干部帮助东北义勇军。1931年10月，“黄显声主持辽宁军政两署工作、组建义勇军之初，就得到了共产党员刘澜波的帮助”（《中流砥柱：中国共产党与全民族抗日战争》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版，第356页）。1932年夏，“李兆麟在向中共河北省委报告工作时，请求派遣更多的干部到唐聚五领导的辽宁民众自卫军中”（《中流砥柱：中国共产党与全民族抗日战争》上册，第358页）。以江桥抗战为起点的东北义勇军抗战中，中国共产党派出党团干部支持、协助马占山部队。党组织“动员工人、农民、青年、学生、知识分子组成‘抗日援马代表团’，到战地进行慰问和作宣传鼓动工作，并派出志愿兵参加战斗”（《中流砥柱：中国共产党与全民族抗日战争》上册，第492页）。省立一中教师、共产党员王复生（王甄海），在马占山联合吉黑两省义勇军反攻哈尔滨时，帮助其在“苏联驻黑河领事馆商谈为马占山领导的抗日部队解决粮食和武器弹药问题”（《中国共产党黑河历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25页）。同时，中国共产党“派出大批党团员到抗日部队进行抗日宣传活动，推动抗日武装斗争的发展”（《中共黑龙江党史人物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92页）。
1932年4月，中共满洲省委通过《关于全满洲劳苦群众的斗争纲领》后，发出紧急通知指出，“武装民众（尤其是在王德林、李海青、李杜、丁超等的部队）应动员广大群众去补充，党应派得力的同志进去加紧这些部队的工作，夺取到党的领导之下来”（《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0，中央档案馆等1988年版，第85页）。中国共产党为建立自己领导的抗日武装，明确提出派优秀干部到义勇军中去。为此，中共满洲省委派遣干部，对东北义勇军给予协助和领导。如派李延禄、周保中到国民救国军王德林部，担任参谋长和总参议等职。4月初，中共满洲省委委员李纪渊经引荐到马占山部队任少校秘书，跟随马占山转战兰西、海伦等地。7月，马占山部被日军围困，李纪渊在突围战斗中壮烈牺牲（《马占山将军》，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176页）。同年4月，时任中共北平市委西郊区委书记等职的张甲洲，率领夏尚志、张清林、郑炳文、于九公（于天放）、张文藻等黑龙江籍学生，受中共河北省委派遣返回黑龙江省巴彦县。“他们日夜奔走城镇、乡村，找乡亲、访朋友，动员爱国志士，发动大家起来抗日救国。”（《黑龙江文史资料》第十八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09~110页）5月23日，张甲洲在巴彦县张家油坊村举旗抗日，建立以中国共产党为主要领导的联合抗日武装“巴彦抗日游击队”。中共满洲省委派军委书记赵尚志到部队任政委，此后巴彦抗日游击队与马占山部先后联合攻占了巴彦和东兴两座县城，引起了极大震动。附近其他抗日武装看到巴彦抗日游击队真正抗日，纷纷投奔。中国共产党支持、联合东北抗日义勇军，掀起了东北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为党建立直接领导的抗日武装奠定了基础。
三
东北抗日联军的发展，是在东北义勇军基础之上，经历了东北抗日游击队、东北人民革命军和东北抗日联军三个阶段。中国共产党在与东北义勇军并肩作战中，纪律严明，冲锋在前，树立了极高威信，并派出干部协助地方党组织，着手建立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从1932年开始，中共满洲省委陆续派省委军委书记杨林、杨靖宇到南满，中共大连市委书记童长荣到东满，省委军委书记赵尚志到巴彦、珠河，省委秘书长冯仲云到汤原，进行创建抗日武装的工作”（《东北抗日联军史料》上册，第4页）。中国共产党先后在南满、东满、吉东、北满等地区，建立起磐石、海龙、延吉、和龙、珲春、汪清、安图、巴彦、汤原、海伦、饶河、珠河（今尚志市）、密山、宁安等十几个抗日游击队。
1933年5月，根据中共中央“一二六指示信”精神,中共满洲省委通过《关于执行反帝统一战线与争取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决议》，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先后组建6个东北人民革命军。东北人民革命军实行符合实际的战略战术，粉碎了日伪军多次“讨伐”，使东北抗日斗争蓬勃发展。
1935年5月，华北事变爆发后，中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我们党于8月1日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提出了建立并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号召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组建抗日联军。从1935年冬至1937年秋，先后建成十一个军，开辟了东南满、吉东和北满三大游击区。东北抗日联军在白山黑水之间，对日伪军展开游击战争，一直坚持到1945年日本投降，沉重地打击了日伪反动统治，牵制了日军大量兵力，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四
中国共产党领导东北十四年抗战的光辉历程，充分展现了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作用。1938年2月，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同“合众社”记者王公达谈话时说：“中国共产党和东三省抗日义勇军确有密切关系，例如有名的义勇军领袖杨靖宇、赵尚志、李红光等等，他们都是共产党员，他们的坚决抗日艰苦奋斗的战绩，是人所共知的。”（《毛泽东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3页）1945年4月，毛泽东同志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在曲折的道路上发展起来的。这个战争，还是在一九三一年就开始了……国民党政府采取了不抵抗政策。但是东三省的人民，东三省的一部分爱国军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或协助之下，违反国民党政府的意志，组织了东三省的抗日义勇军和抗日联军，从事英勇的游击战争”（《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34页），这也充分肯定了东北抗战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的历史地位。
苏联对日宣战后，东北抗日联军配合苏军作战，加速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步伐。“在配合苏军作战，协助搜剿日伪残余，维持东北解放后的社会秩序方面，抗日联军占着有利的地位，起了相当的积极作用”（《中共东北地方党史资料·访问录选编》周保中同志专辑，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地方党史研究所1980年版，第160页）。可以说，中国共产党领导东北十四年抗战，牵制了日军主力南进，为全民族抗战胜利赢得了宝贵时间，同时阻止日军北进苏联，防止苏军腹背受敌，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发挥了积极作用。
（作者：孙文政，系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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